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熊式一:“中国莎士比亚”的传奇人生

中新社北京8月26日电 题:熊式一:“中国莎士比亚”的传奇人生

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记者 仇广宇

1991年9月15日傍晚,北医三院内,一位个头不高、身材瘦小的老人去世。他本是回到北京探亲,没想到在这里离世。


(相关资料图)

他是20世纪30年代海外最知名的中国作家熊式一,一度与著名作家林语堂并称“林熊”。1934年,他创作的英文话剧《王宝川》火爆全球,《纽约时报》因此将他誉为“中国莎士比亚”。他的小说《天桥》也被翻译成多个语种,畅销欧美各国。

种种原因,这位“中国莎士比亚”在中国内地没有太大名气。直到2023年,美国波士顿萨福克大学荣誉教授郑达为其所作传记《熊式一:消失的“中国莎士比亚”》在内地出版,才让他的故事重新呈现在更多中国读者眼前。他是被湮没在历史尘埃中的重要作家,也是现代中华文化交流史上不可或缺的名字。

熊式一

《王宝川》:让西方人大开眼界

1935年10月30日,贝伦加丽亚号游轮从英国伦敦前往美国纽约,船上有很多知名电影明星、舞蹈家、导演,其中一对华人夫妻,打扮颇具古典气质,又不乏时髦,而他们流利的英文和开朗的个性,更给同船人留下深刻印象。

这是熊式一人生中的高光时刻。他即将带着自己编剧、导演的话剧《王宝川》到美国百老汇演出,成为首位进军百老汇的中国导演。

在美国,熊式一一行下榻当地最有名的爱迪生酒店,报纸上每天都有介绍他们的新闻报道。美国版话剧《王宝川》配置精良,由美国知名制作人莫里斯·盖斯特担纲,演员都是美国本土演员;戏服则是熊式一邀请梅兰芳在苏州请裁缝手工缝制的,极尽华美。

1934年11月28日,伦敦小剧院首演熊式一改编的戏剧《王宝川》。图为《王宝川》抛绣球招亲一幕。

在这个时刻,熊式一或许会回忆起这一路的经历。

三年前的1932年,30岁的熊式一到英国东伦敦大学攻读博士。他很快与他心仪的英国作家萧伯纳、巴里等人结交。彼时欧洲文化圈短暂掀起一阵“中国风”,人们对带有中国元素的作品颇感好奇。萧伯纳和熊式一的导师尼科尔都建议,熊式一应该用英语创作传统的中国戏剧。尼科尔甚至说,英国舞台几乎没上演过地道的中国戏,如果能做好,说不定可以名利双收。

在师长的鼓励下,熊式一写出了根据传统戏曲《红鬃烈马》改编的话剧剧本《王宝川》。他明白,话剧《王宝川》绝不能照搬传统戏曲,而是要在情节、形式等方面大刀阔斧地改革,让西方观众更容易接受。他把故事主角的原本名字“王宝钏”改为更加上口的“王宝川”,还把原本性格柔顺、唯唯诺诺的女主角变成了美丽、机智的女性形象。为了让英国观众理解剧情,他还加上很多解释性文字。

《王宝川》最初并不顺利,没有哪个英国剧场愿意将它搬上舞台。因为当时外国观众心目中的“中国风”,只是他们向往的异国风情,他们并不真正了解中国。但熊式一依旧向剧团和出版社热情介绍自己的作品。

1934年,《王宝川》的话剧还没有眉目,剧本抢先一步顺利出版,广受好评。同年,英国话剧导演普锐斯被《王宝川》吸引,排演这部话剧,迅速演满百场。英国王室成员几乎都看过这部剧,玛丽王后观看《王宝川》多达八次。此后,这部剧由伦敦红到百老汇,1936年1月27日起,《王宝川》在美国连续上演三个多月,场次多达105场,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夫人也观看了这部戏,称其“迷人、有趣、含蓄,令西方人大开眼界”。

很难想象,熊式一彼时就以如此声量走入了西方视野。“有人说他的成功是偶然,只是把中国戏剧改一改,就这样成了,根本不是这样,蒋彝曾经说过,熊式一这个人非常努力,会一直努力到成功。”《熊式一:消失的“中国莎士比亚”》作者郑达这样评价道。

墙外开花墙外香

“我们忽视熊式一太久,我们也亏欠熊式一太多了。”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子善在《熊式一:消失的“中国莎士比亚”》的序言这样写道。1991年熊式一去世,无人知晓,当年的《中国现代作家大辞典》中没有他的姓名;提起在海外用英文写作的中国作家,人们只知林语堂,不知熊式一。又过了15年左右,熊式一的主要作品才陆续在内地问世,而对其作品的研究,仍有很多空白需要填补。

熊式一有六个孩子和多个孙辈,连这些孙辈都很长时间对爷爷的作品一无所知:其孙熊伟,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不对外开架的图书馆里,读到了熊式一的《王宝川》和《天桥》,才了解到爷爷的作品;他的另外两个孙辈,是从埃德加·斯诺《西行漫记》才得知爷爷曾经的辉煌。

郑达著《熊式一:消失的“中国莎士比亚”》

熊式一的作品在中国内地没能得到传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,他前半生大部分时间用英文写作,语言隔阂造成了传播不畅。郑达分析,从熊式一20世纪30年代到英国留学,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中国香港期间,他几乎没有发表过中文作品。

实际上,熊式一在中国文坛的“消失”,也非刻意为之。他未必不想在中文写作圈子发展。20世纪30年代,中国本土的白话文运动已日趋成熟,“左翼”“京派”“海派”等文坛流派众多,与世界文坛也有不少交往。那时,熊式一已开始翻译和写作。出国前,他已进入京沪的文学圈子,曾为商务印书馆翻译欧美名家小说,还在《小说月报》等杂志发表过译文。他一直和学人前辈保持交往,与胡适、梁实秋、林纾、陈寅恪等人都有往来。他对前途一直充满自信。

1930年前后,熊式一在北京教书时,听说胡适有机会出版英国剧作家巴里的作品,就将手中的十几部巴里剧作的译稿,连同自己创作的剧本《财神》交给胡适。但胡适不重视也不欣赏,一直放在家中。

直到徐志摩在胡适家中读到这些手稿,事情才有了转机。徐志摩对熊式一大加赞赏,时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陈源也邀请熊式一去武大教西方戏剧。但根据当时教育部的规定,熊式一没有海外求学经历,不能教相关学科,他最终没能到武大担任教授。这个偶然的遭遇,给了他极大刺激。他决定放下国内的一切,去英国读博。虽然此时他已是五个孩子的父亲,妻子蔡岱梅还在北京读大学。

熊式一的发展开始向海外倾斜。《王宝川》大火之后,他暂停对博士学位的追求,专心于这部剧在全世界的演出。外部环境也进一步推动了他的选择。1935年,《王宝川》在上海演出,有些人批评这样的剧本只是讨好外国人的手段。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,战火中,回南昌探亲的熊式一被困,最终,他带着妻子和三个孩子回英国定居。从此,他曾经向往过的中国文坛,成为平行宇宙中的一种可能,与他擦身而过。

起伏与落寞

《王宝川》在美国走红不久,二战全面爆发。战争期间,戏院一度关闭,出版业受限。此外,电视、电影等文娱形式的出现,也冲击了戏剧舞台。这为熊式一后来的变故埋下伏笔。

1944年的熊式一还没想到这些。那时,凭借《王宝川》走红的他,又出版畅销小说《天桥》,依靠版税过上了不错的日子。为了孩子的教育,他举家迁往牛津市,租下一套房。很快,他家中就聚集了华人圈的文化名人,胡适、卞之琳、华罗庚等都是他的座上宾。他没想到,此时是社交红人的他,会从此开启人生艰难的下半场。

《天桥》

在英国,因花钱缺乏计划,熊式一的生活隐藏了不少麻烦。后续的出版合约并未按时完成,收入并不稳定,熊家逐渐入不敷出。

熊式一不会放弃努力,但过去的好运似乎在不断耗尽。1954年,新加坡即将成立南洋大学(今南洋理工大学),林语堂任校长,邀请熊式一担任该校文学院院长。这是一份稳定的工作,能解决生计问题,于是熊式一前往新加坡。但因复杂的办学情况、人事问题等,林语堂和熊式一后来陆续辞职。

当时,世界各地的文化人才齐聚香港。熊式一也看好香港的发展,选择去那里谋生,筹备《王宝川》的中文电影版。但属于他的时代已过,《王宝川》电影版没有复制当年的成功。

他留在了香港。后来的三十多年,熊式一开始用中文写作。他热心中国文化的传播,在香港、台湾创建了清华书院。

晚年的熊式一将生活、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,但他的人生舞台,早已从华美的大剧场,转到了安静的小剧场。从去新加坡开始,他就和妻子儿女分隔各地,妻子蔡岱梅在英国,子女有的回中国大陆,有的在海外。旧友逐渐衰老、离世,他的寂寞与日俱增。

但熊式一性格一如从前。传记作者郑达讲了两个故事:1945年,胡适到牛津大学接受博士学位,因战后物资紧张,没找到博士服,便向熊式一求助,熊式一没有计较胡适曾忽略他的作品,很快帮他找到;在熊式一晚年,剧作家杨世彭和他成为好友,第一次见面时,熊式一手上戴了两块名贵的手表,显示两个时区的时间,他马上把其中的一块摘下来送给杨世彭。

这种性格,在顺风顺水时造就了熊式一的辉煌,在不顺时也加剧了他的落寞。要强的他把落寞藏起来,依旧以过去那种轻快活泼的形象示人。

他试图寻找一个能更好安度晚年的落脚地,还计划着要写作、教书为生,继续讲中国人的故事。中国香港、中国台湾、中国大陆、美国等地都留下他的身影。

晚年的漂流,并未随生命的结束而结束。去世后,熊式一的骨灰又在海外辗转,直到2011年,后人们将他的骨灰和长女熊德兰、长子熊德威的骨灰一起安葬在北京。

北京曾是他求学的地方,是他文学梦的起点,也是他多位亲人的安家之处。最终,一生辗转各地的熊式一,或许也体验到一丝回家的温暖。(完)

(资料来源:《熊式一:消失的“中国莎士比亚”》,郑达著,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)

来源:中国新闻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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